探寻明清北京养老院：历史深处的温暖庇佑

养老，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永恒的话题。回首历史长河，我国古代养老体系在不同时期有着独特的发展脉络。早在南北朝时期，官办养老机构就已崭露头角。公元 521 年，南朝梁武帝萧衍在都城建康（今南京）下诏设立 “孤独园”，用以收留赡养老人和孤儿，这一举措在《梁书・武帝本纪》中有着明确记载，堪称我国古代官办养老机构的重要开端。

唐代，佛教盛行，僧人在寺院开办 “悲田养病坊”，秉持着 “矜孤恤穷，敬老养病” 的理念。武则天和唐玄宗时期，长安、洛阳以及地方一些州道的佛寺中，悲田养病坊广泛设立，国家还设置专使参与管理。后来唐武宗排佛，僧尼还俗，悲田养病坊一度无人主持。不过，唐武宗在会昌五年（845 年）下诏，将其改隶两京及各州管理，并任命地方耆老负责具体事务，还分拨田产进行赈济资助。到了唐宣宗时期，悲田养病坊在各地迅速发展，为众多孤老贫病之人提供了生活保障。

北宋时期，朝廷设立福田院、居养院、安济坊等养老机构，专门收留 “老疾孤穷” 的无依无靠者，这些机构一直延续到北宋末年。南宋时期，主要的养老机构变成了养济院。南宋绍兴二年（1132 年），朝廷下诏 “临安府置养济院”，收养 “鳏、寡、孤、独、癃老、疾废、贫乏” 不能自存之人，《咸淳临安志》中对此有详细记载。

时光流转到明清时期，京师（今北京）的府制为顺天府，下辖宛平、大兴二县，涵盖了如今北京西城区、丰台区、石景山区、海淀区、门头沟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地区。明代宛平县知县沈榜在其所著的《宛署杂记》中，专门用一章 “养济院孤老” 详细记载了宛平县养济院的情况。宛平养济院位于城内河槽西坊，规模颇为可观，建有一所公府和十二连排群房。河槽西坊在明代是一个重要地名，清代朱一新在《京师坊巷志稿》中记载：“西直门横桥南，有枯渠曰河漕，直达宣武门西城根，入护城河，俗称曰臭沟。明于此置河槽西坊”。到了清代，河槽西坊改名为翠花街，1965 年整顿街巷名称时，为避免与赵登禹路西侧的翠花街重名，定名为南翠花街，如今宛平养济院的遗址已不复存在。

宛平养济院收养人员的规模较大，大约能容纳 2000 余人。收养者每月能领取太仓米三斗，每年还能得到皇室内库甲字库的棉布一匹。起初，对收养者的籍贯并没有严格限制，由于京师养济院的待遇比各州县优厚许多，京畿附近的孤寡老人纷纷前往，导致人数远超养济院的承受能力。于是，明代嘉靖六年（1527 年），皇帝下诏规定 “在京养济院，止收大（大兴县）宛（宛平县）两县孤老” 。

同在顺天府治下的大兴县，也设有养济院。它位于孤老胡同，也就是现在东城区南锣鼓巷西侧的前鼓楼苑胡同。在明代，这里因养济院收养孤老而被称为 “孤老胡同”。到了清代，“孤老” 被讹音为 “鼓楼”，加上胡同位于鼓楼前面，便改名为 “前鼓楼院”，1965 年整顿地名时最终定名为 “前鼓楼苑胡同”。这里被收养者的待遇和宛平养济院相同。

除了宛平和大兴的养济院，嘉靖六年（1527 年）朝廷还颁旨 “在京五城地方各设养济院一所，尽数收养”。明代嘉靖年间张爵所著的《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》中，提到了与养济院相关的西城金城坊和北城回靖恭坊。然而，其余养济院的具体位置，到清代中叶的《日下旧闻考》中就已 “旧址无考” 了。

清代，收容老病孤寡的慈善机构主要是普济堂，它俗称 “老人堂”。藏于北京石刻博物馆的《普济堂功德碑》，详细记录了普济堂在清代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及嘉庆、同治、光绪各朝的起源和发展历程。

京师普济堂的前身是 “修路慈悲院”，由寂容法师创立。当时，外地人进京常走卢沟桥经广宁门（现广安门）外的大道，由于年久失修，道路深陷，每年都需要大量人力修葺。受雇修路的大多是流民乞丐，他们常常因饥寒交迫而死，曝尸沟壑。广宁门外北极庵的方丈寂容法师见状，心生怜悯，在广安门外手帕口桥西北角一带化缘购置了 26 间房屋，建成 “修路慈悲院”，为病饿役夫和孤寡老人提供栖身之所，这便是 “普济堂” 的最初由来。

康熙三十六年（1697 年），处士王廷献乐善好施，倾其家产助力扩建修路慈悲院，又购置了 10 间房舍，扩大了规模。他还邀集慈善人士捐钱捐粮，让贫病无依之人 “居有房舍，出有衣履，食有膻粥，而疾有医药”。后来，在皇宫内侍高以喧的协助下，修路慈悲院更名为普济堂，取 “普度众生，济世救民” 之意，主要收养 “老疾无依之人”，类似于现代的养老院，很快便在京师声名远扬。

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 年），顺天府尹钱晋锡将普济堂的事迹上奏皇帝，康熙帝深受感动，亲赐御书 “膏泽回春” 匾，并御制碑文，拨发帑金赏赐。当时还是雍亲王的胤禛，听闻此事后也深表赞赏，每年向普济堂赐白银千两，救济无家可归的老弱病残。雍正即位后，每年向普济堂赐千金成为惯例。雍正二年（1724 年），雍正帝下令各地政府效仿，在 “各省会及通都大郡，概设立普济堂，赡养老疾无依之人”，并拨给入官田产、罚赎银两和社仓积谷作为经费。此后，普济堂在全国逐渐推广开来。乾隆帝登基后，也为京师普济堂每年赐帑金千两、赏粟米三百石，形成定制。嘉庆、同治、光绪历代，都延续祖制，赏赐不断增加，再加上地方绅士、商贾、官宦的捐助，普济堂成为了贯穿整个清朝的京城最大的养老机构。

明清时期北京的这些养老院，承载着历史的厚重，彰显了当时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怀。它们不仅为孤寡老人提供了生活保障，更是传统慈善文化的生动体现，对后世养老事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。